当地时间7月3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公布了“对等关税2.0”方案，以替代4月2日公布的“1.0版本”，并于8月7日正式生效。与前一版本相比，新的关税政策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应引起高度关注与警惕。
“对等关税2.0”的核心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关税税率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将大部分经济体的税率下调并归入10%至40%不等的多个档次，其税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及谈判进展；其次，为封堵规避关税的“漏洞”，取消了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并专门针对转运行为增设了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
这些举措预计将产生以下影响：一是将继续推高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增加关税收入，推升美国通胀；二是严厉的“转运税”围堵转口贸易，将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推高全球生产与贸易成本；三是对于中国而言，此次全面收紧关税政策，围堵转出口以及取消小包裹免税，或对中国出口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对等关税2.0”有哪些变化
“对等关税2.0”相比“1.0版本”有了较大变化。“对等关税1.0”的设定不具备科学性，是按照美国对各经济体商品贸易逆差占其从各经济体商品进口比重的一半来设定，若不足10%则设为10%。这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部分经济体被加征了极不合理的高关税，例如非洲小国莱索托，被“顶格”加征了50%；二是对不同经济体加征不同的关税，既增加了美国海关部门的压力，也增加了美国后续贸易谈判的难度。这种随意任性的关税税率，注定沦为特朗普“漫天要价”的工具，而无法成为长期遵照执行的标准，于是出现了“对等关税2.0”的调整。
大部分经济体被加征的关税税率均有不同程度下调，分别调整至5%的倍数的不同档次（40%、35%、30%、25%、20%、15%、10%等）。其中，此前被“顶格”加征50%关税的莱索托，税率降至15%。
但也有部分经济体的税率未作调整（例如叙利亚41%、尼加拉瓜18%），甚至被调高（例如瑞士从31%到39%、新西兰从10%到15%）。此外，还有一档特殊的19%税率，包括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其中，前五个经济体的税率是降至19%，菲律宾则是由17%升至19%。
综合5%倍数的各个标准档以及19%这一特殊档，“对等关税2.0”总共分为8档。
一是最低的10%档，主要是美国对其商品贸易为顺差的经济体，只需承担10%的基准关税。例如达成贸易协议的英国（1.0时期就是10%），未出现在附录清单中的澳大利亚，以及此前曾引发争议的企鹅岛（福克兰群岛，1.0时期被加征41%，现降为10%）。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特朗普因多重原因对其合计加征50%的关税，但“对等关税”仅为10%（因为美国对巴西商品贸易是顺差），特朗普另外签署了一个行政令，对巴西加征其余的40%关税。对巴西关税档位的设定逻辑也恰恰说明特朗普政府在严格遵循“美国对其商品贸易为顺差的经济体享受最低对等关税档位待遇”的标准。
二是次低的15%档，主要是针对美国盟友以及美国对其商品贸易为逆差的小型经济体的优惠税率（例如欧盟、日本、韩国分别从20%、24%、25%降至15%，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分别从50%和47%降至15%）。部分经济体处境恶化，税率从低于15%被统一提高至了15%，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分别从11%和14%升至15%。部分在1.0时期税率为10%的经济体，因为美国对其商品贸易为逆差，也被提高至了15%。例如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同为美国盟友，且此前税率均为10%，但因为美国对澳大利亚商品贸易为顺差，对新西兰为逆差，于是澳大利亚维持10%的税率，新西兰则被升至15%。
三是19%这一特殊档，可能是对部分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的优惠税率（包括东盟成员国的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亚的巴基斯坦）。或许是这些经济体在贸易谈判中对美让步较大，且对美商品贸易威胁较小，因此美国给予了一定的税率优惠（相较于越南和斯里兰卡的20%，印度和文莱的25%）。其中，菲律宾实际处境恶化，税率从17%被迫统一调整至19%。
至于20%~40%的五档，主要取决于与美国贸易谈判的进度和结果，与“对等关税1.0”的税率关系不大。例如，越南对美大幅妥协（对美进口关税税率降至0），因此“对等关税”从46%降至20%；印度或许让步较小，因此“对等关税”仅从26%降至25%。
此外，美国对叙利亚和尼加拉瓜的“对等关税”未作调整（分别维持41%和18%），可能是因为政治对立关系；对瑞士的税率由31%升至39%，或许是美国在谈判僵局下的极限施压。7月31日，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个行政令，对加拿大加征的“芬太尼关税”由25%升至35%。
中美经贸会谈仍在持续，“对等关税2.0”未直接涉及中国。7月28日至29日，中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经贸会谈，根据会谈共识，双方将继续推动已暂停的美方对等关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
封堵“漏洞”
7月3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全面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是指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进入美国时可免征关税，设立的初衷是简化跨境贸易手续，减轻海关部门的负担。4月2日“对等关税1.0”时期，特朗普已单独取消了中国的小额包裹免税待遇（最早于2月“芬太尼关税”时期便试图取消，但因美国执行层面未做好准备而被迫暂停）；如今“对等关税2.0”时期，特朗普对所有经济体取消了该优惠政策，8月29日起实施。
具体实施上，对于通过快递公司等渠道运输的商业货运，所有过去符合“小额豁免”条件的商业包裹，今后都必须通过美国海关的“自动化商业环境”（ACE）系统进行正式的进口报关，依法缴纳所有适用的关税、税款及相关费用。
对于通过国际邮政系统发送的包裹，则为其设立了一套过渡性的处理办法。在命令生效后的六个月内，负责运输国际邮政包裹的承运人（例如各国的邮政服务机构）必须在两种关税征收方式中选择一种来执行。
这两种临时的关税征收方式分别是“从价税”和“从量税”。如果选择“从价税”，承运人需按照包裹内商品的总价值，以及其原产国所适用的“有效IEEPA关税税率”来计算并征收关税。如果选择“从量税”，则无论包裹价值多少，都将根据其原产国的关税等级，对每个包裹征收一笔固定的费用。具体标准为：对于有效IEEPA税率低于16%的国家，每件包裹征收80美元；税率在16%至25%之间的国家，每件征收160美元；而税率高于25%的国家，则每件征收200美元。在为期六个月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所有通过国际邮政网络进入美国的包裹都必须统一采用“从价税”的方式来计算和征收关税，以实现关税政策的全面统一。
7月3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在调整“对等关税”税率的同时，专门设置了针对转运行为的条款：为防止他国通过第三国转运货物以规避关税，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将对此类商品征收40%的惩罚性关税。
严禁转运的条款最早出现在美越谈判中，7月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与越南达成谈判协议，将对越南商品加征20%关税，对经由越南转运的商品加征40%关税。
美国构建了一整套针对转运行为的全方位打压体系：一是利用其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作为执法工具，对所谓的“违规行为”进行甄别，并以此为借口，动用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及额外罚款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二是其“禁止减免处罚”的强硬规定，彻底封堵了企业通过正常商业或法律途径进行申辩的渠道，展现了其单边主义的霸道做法。三是通过定期公布所谓的“规避者黑名单”，试图将贸易问题政治化，胁迫全球的政府机构、商业伙伴和社会力量对转运企业进行联合监督与孤立。其最终目的是在经济、法律和商业信誉上对相关经济体和企业形成无死角的“围堵”，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也给各大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美国关税收入和通胀抬升，全球贸易受到冲击
特朗普向全球发起贸易战，除了缩减美国贸易逆差和加快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外，增加财政收入也是意图之一。
关税战以来，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与关税收入显著上升。
2025年上半年，美国关税收入累计达872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4倍。2025年6月，美国当月关税收入更是高达26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4.2倍，占联邦政府收入比重达5.1%，较2025年1月上升3.6个百分点。
受特朗普全面收紧关税政策影响，未来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和关税收入将继续上升。
其一，虽然“对等关税2.0”税率普遍下调，但随着“暂停期”结束，多数经济体适用的最新税率将高于暂停期内的税率。
其二，美国将对部分商品继续加征“232关税”。目前已生效的“232关税”覆盖的商品包括钢铁、铝、铜及其制品和汽车及其零件。美国商务部正在对药品、木材、半导体等行业开展“232调查”，这些行业后续可能被加征额外关税。
其三，美国全面封堵关税“漏洞”，对所有国家的800美元以下进口包裹加征关税，对转运商品加征40%关税。2024财年，有13.6 亿件低货值跨境包裹免税进入美国，按每件包裹价值100美元，征收10%的关税简单估算，全面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将每年增加超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前期美国通过大规模“抢进口”、暂停部分“对等关税”及豁免特定商品关税等措施，延缓了新增关税成本向消费终端的价格传导。2025年3月至5月，美国通胀整体温和可控，物价水平保持相对稳定，CPI同比增速维持在2.3%~2.4%的区间。
然而，随着前期囤积的库存逐步消耗，“抢进口”对物价的缓冲效应不可持续，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开始显现。6 月美国CPI同比增长2.7%，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增长2.9%，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预计下半年新增关税成本将加速向消费端传导，推升美国整体通胀水平，同时冲击全球贸易和中国出口。
其一，虽然美国下调了多数经济体的“对等关税”税率，并与部分主要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或有助于缓和近期高度波动的国际贸易局势，但美国实际关税税率将进一步上升，可能引发全球贸易规模萎缩。
其二，“转运税”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联系紧密，跨境生产环节众多，导致商品追踪原产地极为复杂。企业若要确保合规，必须建立精细的成分追溯与规则申报系统，否则将面临极高的合规成本。“转运税”政策将显著抬高跨国企业设置海外生产基地的经营门槛（需满足实质性生产要求），推高全球生产成本。传统转口贸易港（如越南）的避税功能将被削弱，但其依托地理和成本优势转型为区域性生产中心的机遇仍存。“转运税”政策在抑制关税套利的同时，由于美对越南关税税率低于中国，刺激部分转口贸易企业到越南等投资生产，可能加速东南亚等国家产业链升级进程。
其三，中国出口或进一步受到冲击。当前美国对华实际关税税率在45%左右，显著高于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全面收紧对小额包裹和转出口的关税政策，或对中国出口进一步造成不利影响。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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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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